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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理性与群体疯狂:被育儿竞争毁掉的中国父母

2019-08-06

原标题:个体理性与群体疯狂:被育儿竞争毁掉的中国父母

在中国,五花八门的育儿焦虑每天都在重复发生,有关孩子如何难弄,教育如何昂贵的信息充斥整个社交媒体,这也给这个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送上了一记神助攻。

不过,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合著的《爱、金钱和孩子》一书则告诉我们,育儿焦虑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现象。除了北欧等几个国家,大部分我们所熟知的“知名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并不例外。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作者:马赛厄斯·德普克、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吴娴、鲁敏儿 译,格致出版社2019年6月。(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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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断型、放养型和权威型

历史地看,父母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从古至今,我们对于父母的定义都是“爱孩子的”,但具体到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就会发现父母在爱孩子的方式和做法上,存在着天壤之别。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援引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黛安娜·鲍姆林德提出的三种教养方式,即专断型、放任型和权威型。对于包括中国父母在内的全球父母来说,总体上都可以归结为上述三种教养方式中的一种或两种结合体。

专断型教养方式值得是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并且也能够对孩子进行控制。

在很多时候,专断型父母会使用体罚的手段来控制孩子的行为。当然,需要分清楚的是,专断型父母并不是“虐童爱好者”,他们只是通过暴力施威来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并相信自己是在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未来。在很多时候,专断型父母也会表现得非常慈爱和深情。

今天,大部分中国父母都可以归属为专断型父母,即使是知识分子群体——不管左中右,他们也都信奉“不打不成器”的古老育儿准则。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父母开始调整自己的育儿方式,在接下来,我会继续提到。

放任型教养方式指的是父母遵循自由放任的理念,让孩子自主决策,培养独立能力。

在全球范围,这种教养方式的流行范围并不广泛。需要指出的是,父母对孩子不管不问,例如中国外出务工的父母和在家留守的儿童,他们之间的沟通很少,孩子的成长过程往往是自由放任的。但这并不符合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定义,因为父母对孩子放任的前提,是父母主观上愿意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平等的人看待,并信任孩子可以做好自己的决策。

在中国,符合这一教养方式的做法叫作“快乐教育”,不过“快乐教育”的名声并不好,因为激烈的教育竞争令父母压力山大,对孩子的放任很可能意味着父母不够负责。

权威型教养方式是专断型和放任型的折中,父母既希望影响孩子的决策,又不会诉诸体罚来解决,而是通过说理,或者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孩子价值观的方式来实现。这类教养方式已经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育儿的主要方式,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所接受。

以“虎妈”蔡美儿为代表的大量中国母亲,她们将专断型和权威型的教养方式相结合。这类父母一方面制定很多禁令和规则,另一方面自身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支持、激励孩子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经济不平等与“直升机父母”

不管是专断型、放任型还是权威型,还是两种类型的结合,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各种类型的父母都在增加对孩子的陪伴。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报告”,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在1969年出版的《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中如此写道。于是,那些高密度参与育儿的父母被称为“直升机父母”。

《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作者:海姆·G·吉诺特,京华出版社(图/网络)

对比2005和1975年的数据,荷兰的母亲每周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多了4小时,父母则多了3个小时。差不多同时期的对比,美国父母每天多增加了1.75小时陪伴孩子。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都存在类似的变化。此外,考虑各国生育率的下降,单个孩子所获得父母陪伴增加的比重还要大。

母亲比过去进一步增加了育儿时间,父亲则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育儿时间,父母同时增加育儿时间,其背后的原因何在?两位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从198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每个国家内最富人群的财富比例都在扩大,最穷人群的财富比例都在缩小。

像美国这样贫富差距格外明显的国家,密集育儿的现象就更加明显,育儿焦虑也就更为突出。相反,德国、芬兰、瑞典等国家,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平等,教育系统的公平程度也更高,所以育儿焦虑、教育竞争指数都比较缓和。具体到中国,虽然和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中国和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其实非常类似,二者的社会财富分配差距都非常之大。所以,中国城市的教育竞争非常残酷——这一点当然用不着外人说明。

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父母,大部分都是专断型或放养型教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当年父母对自己学习的干预算不上太多,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也算不上紧密。但到了00后这一代,高参与度、高时间频率和高程度控制的教养方式成了标配。甚至,相较之下,中国城市的父母所驾驶的“直升机”升得更快,盘旋得更猛烈,自然,中国孩子所承受的压力也是一般西方国家的孩子所无法想象的。

人际碎片化与非理性的疯狂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分析密集育儿行为时,提到了该类育儿方式的“陷阱”。因为不管专断、放任还是权威,父母普遍都需要在密集育儿中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尤其是日益流行的权威型教养方式,对父母经济收入、时间投入、精力分配的要求非常高。而很多父母会在洪流裹挟之下,因为金钱、时间、精力不济,最终无法跟上主流的育儿节奏。也就是说,育儿资源的差距,最终会变成育儿过程的陷阱。

比拼育儿资源,这是今天中国育儿焦虑最直接的来源。在西安,一所幼儿园的园长因为不满意政府强制降低收费,就抛出了“我们只养天鹅不养猪”,这样的比喻获得了广大家长实质性的赞同,因为几乎所有家长都在育儿竞争的游戏规则内,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猪”,尽管最后成为“天鹅”的孩子少之又少。

西安某幼儿园园长语出惊人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密集育儿,经济不平等的确是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经济不平等并不意味着后者自动发生。作者在书中曾援引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罗伯特·帕特南的分析:在《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中,帕特南回忆了50年代美国,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拥有基本类似的成长经历和较为均等的发展机遇,但今天,中产家庭和特权阶层家的孩子,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工人和贫困家庭孩子的生活经历,以及自己为什么跟他们是平等的。

然而,帕特南在书中还提到,经济不平等带来了住宅小区的分化,富人区和贫民窟之间有着明显区别,而在过去,美国城市并没有这样的现象。对于战后“婴儿潮”一代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经历了社区从兴盛到解体的过程,社区对于现代美国孩子的意义远不如父辈和祖辈。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极为类似,30年以前,无论是中国乡村还是城市大院,都处于熟人社会的状态,而到了今天,乡村萎缩,单位制瓦解,旧小区拆除,新小区矗立。

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小村庄、小社区变成超级楼盘,在新型小区内部,人和人之间再也不可能形成如从前般紧密的人际网络。这也使得孩子不可能独自在人口高速流动的小区内自由玩耍,无法在童年期间收获一批“死党”,更不可能在社会化教育中获得成长。

今天,生活在超级城市的新型小区中的孩子,所有的时间都由学校、父母和培训机构所分而占据。教育过程变成择校、培训和家长陪同三者紧密配合下的状态,换言之,家庭代替了社区,父母和老师代替了同龄伙伴,成为孩子成长中更重要的元素。而由于缺乏“社区感”,导致越来越多的家长不会将孩子与身边的伙伴做比较,而是直接与全市、全国的“佼佼者”进行比照——焦虑的父母也总是能找到优秀的榜样,这种差距所带来的更大压力,不可避免地困扰着很多家长与孩子。

我很同意作者对“育儿陷阱”的描述,即密集育儿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消耗战。有道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在群体心理的影响下,大多数父母最终得到结果很可能是孩子既没有能够获得所谓的“成功”,又没有能够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获得独立的品格。就连父母自己,也可能因为“过度育儿”而丧失自己追求梦想的资格。

从个体角度来说,面对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增加孩子的教育投入是非常理性的决策;但从集体的角度来说,当多数人都被卷入无止境的育儿资源消耗战,这样的行为又是极度非理性的。毕竟,一个人的成长不仅需要认知技能,更多的其实是非认知技能,例如同情、合作、欣赏。但在白热化的竞争氛围下,孩子们的学习过程和目标都没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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